见了踪影，连碎渣子都不见一块。有的碎掉一半，里面的灯泡早不见了，就那样齿牙咧嘴立在墙上，过路的人要绕着走，慎得慌。我寻找一处里面是花坛的高地，要小心翼翼才行，人行道外面的路灯本就发黄，昏昏欲睡的样子，又坏掉一个，次数多了，翻院墙的技能也熟练了。抓住顶部横栏，跨左脚再跨右脚，屁股朝里，双手一推，往后一跃，就进了花坛，即使摔个屁股蹲，可冬天衣服厚实，不会有人看见，站起来扑拉几下裤子上粘得土粒碎干草，径直往宿舍走去。

到了宿舍还是要翻院墙，从长着夹竹桃树的地方下手，攀着墙顶，脚踩着树干，上去后再抓住大铁门上边的横栏，右脚踩住穿钉，两手攀住，跃下，危险系数比带铁尖的外院墙还大，我的腿长，跳远也好，这些动作对我来说基本不成问题，唯一的一次，跳下时崴住了脚，倒也没有伤到骨头，走路一瘸一拐好几天才好。

可一个月四天的夜晚的几个钟头算来，还是能挣上二十块钱。又锻炼了身体，也不耽误功课，算是一档美差。我可满足呢。只是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回家又能有什么温暖吗，阿爸惯常的抽烟，一言不发，连我的学习成绩都不问半句。宝子性格顽劣，十来岁了，头发留多长，遮住眼睛。成天就知道领一班子孩子去抓个鱼，掏个鸟蛋，偷几块红薯烧烧吃，连四条腿的蛤蟆，不长腿的蛇也不放过，还经常打个人，欺负个女孩子家，家里山上的活也不干一下，也不上学了。要是我回家，就跟他妈一样总骂难听的话。

柱子虽说跟我伙着同个爹，可受了他娘的影响，越大越不喜欢他三姐姜心瑶，有一次因为个啥我惹住他了，惹恼了，他竟当着父亲姜正民的面骂他三姐，“坏女人，你还不滚，就知道花我妈我爸的钱，都叫你花光了，我想吃个火腿肠都没钱，买个水枪都没钱，这又不是你的家，滚走，以后别来我家。”要是白桂花跟她儿宝子跟我说这种话话，也好些年了，我听了难受，都习惯了，已经不会有什么反应了，可一听见淌着同样血液的弟弟也说这话，我当即就哭了，一个人跑到黑里屋，捶着胸口恸哭，就连这时候，弟弟柱子还撵着我跑到里屋门口，说着大声，“滚，别给我们家，别用我们家的床。”

父亲终于听不下去，他不是牲口。骂柱子两句，“你个屁孩子说什么话，那是你亲姐。”柱子呜啦就哭了，白桂花接过去，“你嘿呼个啥，他亲姐，我生她了，亲姐个屁，她给过他一丝子好处没有，要不是她，你亲儿字能怎遭罪，一个闺女家，姓姜的你就等着吧，你没有钱，钱都给你那个闺女，等着吧，有好看嘞，再过几年，我带过来的打光棍，你亲儿也少不了。人家的闺女一年往家扒挠多少东西多少钱，你生的亲闺女好，命金贵，她把这个家都倒扯完了，该死不死，干脆，把屋顶掀了，锅也砸碎，拉去县城卖钱，我们娘三裤腰带一勒脖子，上吊死喽，好过恁一家子。”

不回家也好，不是说眼不见心不烦不是。可学校一个月一次的大周末，要托人捎信给阿爸，让他往星期一赶往城关的渡船上寄一袋五十斤左右的大米，不用想都知道，白桂花每次这种时候又要在家里摔门打孩子，不喂猪，冷屁股冷灶锅门的闹腾，父亲也不理她，扛起一袋子大米就往江边去了，只是他实在没法给高中的闺女捎去一分钱，他兜里没有，要是白桂花真作的厉害，带孩子跑了，或者当着全寨子的人躺地下打骨轮，哭，骂娘，往嘴巴里填泥，撕头发，打孩子，他也害怕。再难日子也得过，总还是个家，还有个后，又能怎做。

要是不出什么差错，中午十二点左右，大米跟船就到了凤城南关的李阜码头了，只需跟裹头巾挎提包的胖老板娘交一块钱，就能把东西取走了。再有力，实兜兜的，50斤，也把姜心瑶扛得东斜一下西歪一下子，累得够呛，从码头到中央大街少说也有200来米，到街角，会有人力三轮，码头离学校不远，给八毛钱，人家能拉到学校大门里头，再背个100来米，就进了食堂仓库，要是运气好遇上班里的男生，人家会主动扛过来，替我背到食堂，搁人家称上称。

可每次总比搁家阿爸撑得少一两斤。据说称重的是食堂老板小姨子，口红抹得像涂了鸡血，你要说称不准，她恶狠狠就接过去说，“我这是公斤称，全县城最准，不交拉到，敢说我讹你了，背回去搁恁家那准称上称去，想称几斤称几斤，关我屁事”。我向来不说啥，那讨厌的血盆大嘴，不说话，我是最愿意看了。大多时候，是没有男同学帮忙的，世界上怎么能总有那么凑巧的好事叫我轮着。每回我从称上把短了十来两的五十斤大米袋子一下子扛起来，背到里边散着的大米库，扛着米袋子爬上斜靠在囤上的竹梯子，被上去左手抓住囤沿，右手提住袋子也落在囤沿，口朝里，右手照底上一掀，“哗啦哗啦”，白花花的大米就倒进去了，一个月的食粮，哪怕是有时候夹生，有时候水糊糊的，可毕竟是热米饭，就能填饱肚皮，能提供热量供这帮学子们读书。

有一次食堂打起来了，我听班上去看热闹的男生讲，说是胡寨的三家家长，搁他们镇上有权有势，有一家还俩孩子都在这念高中，他们自己驾船过来，装了七八百斤大米，到这一称，比家里少了三四十斤，有个小孩他姑家是县城，专门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