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后，京榕又做了种种化验。♀+言情内容更新速度比火箭还快，你敢不信么？中午时分，医生检查后说，没有内伤，可以出院了。

我扶着她，她蹒跚地走出医院大门。阳光照耀在她的脸上，她脸颊塌陷，塌陷出两道暗影。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护着她小心地钻进去。

我只想好好地生活，不招惹任何人，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好好生活。坐在出租车里，京榕说。

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不合理，我们无能为力。我安慰她说。

京榕长长地叹息了一声，然后说，我现在没有任何要求了，只希望自己能够活着，活着等待老公回来。

京榕在她的出租民房里呆了一个星期，才能够自如行走。

每次我去看望京榕时，都能够看到房东老太太，一个很慈祥很忧郁的老太太，脸上布满了橘子皮一样密密层层的皱纹。她一共只有三间房屋，自己居住一间，而把另外两件出租。她所有的生活来源就是这每月数百元的房租。老太太生活很清贫。

福州人把老太太叫做老依姆，而把老头子叫做老依伯。所以后来我和京榕也叫她老依姆。

老依姆对京榕关怀备至，每天做好饭菜送到京榕的房间里。当听说京榕的老公出国打工时，她一连声地说，造孽啊，造孽啊。

老依姆没有孩子，她养着一头猫，那头整天懒洋洋地打着瞌睡的猫和她相依为命，她们都同样地苍老，同样地疲惫，同样地坐等生命终结。

老依姆每天难得说几句话，没有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坐在门前的青石台阶上，像泥塑一样一动不动，阳光照在她落光了头发像陶罐一样的头顶上，她眯缝着眼睛，嘴角挂着一滴涎水，不知道她是睡着了还是在想自己的心思。

后来，京榕告诉我，老依姆的婚姻充满了不幸。她结婚不久，丈夫被抓了壮丁，那时候国共两党激战正酣，后来国民党去了台湾。当初丈夫说他很快就回来的，可是她等了十年，还是没有丈夫的消息，不知道他是战死了，还是跟着逃到了台湾。十年后的她也才二十多岁，那时候的人结婚早。有人向她提亲，她觉得没有希望等到丈夫归来，就另嫁了。那时正是官方所说的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来专家分析说，是当时政策的失误，许多人被饿死了。第二个丈夫熬不过来，就铤而走险私渡去了台湾。至今没有下落。不知道他是被海水淹死了，还是在海峡那边重新组织了家庭。那些年里，就算这两个丈夫都活在台湾，就算他们一直惦记着福州的这个家，他们也没有办法回来，政见不同，海峡成为了无法逾越的屏障。几十年来，老依姆就这样一个人过着。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企盼，只是在等着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在福州，有着太多太多和这个老依姆境遇一样的老人。他们是老一代的留守女人。

那些日子里，我经常独自行走在福州狭窄逼仄的小巷里，小巷的两边是非常古老异常破败的木板房，房间阴暗而潮湿，家具简陋，里面生活着一个个头发花白腰身佝偻的老依姆，她们难得走出房屋一步，她们像甲虫一样静悄悄地生活在黑暗中，没有思想，没有感觉。

我曾经试图走近她们，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了解她们的过去。然而她们一口难懂的福州方言让我却步。媚娘当初教给我的方言，随着她的离去，我也渐渐忘记了。我始终没有学会这种中国最难听懂最难操作的方言。她们也不会说普通话，她们的房间里没有电视没有书籍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痕迹，她们也听不懂普通话，她们还生活在自己那个幽闭的时代，那个过去的时代。

她们就这样走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走过青年，走过中年，走进今天的老年，直到走进坟墓中。

她们身居闹市，却与世隔绝。没有人关心她们，甚至都没有人踏进过她们房间一步。

京榕腿伤好后，为了让她开心，在一个周末，我约她和阿青一起去郊外。

郊外的阳光似乎更加灿烂，天空也更加明净。阿青和京榕手拉手走在我的前面。阿青还是一条牛仔裤，瘦瘦的牛仔裤勾勒出她细细长长的双腿和饱满的臀部，臀部表情丰富地左右摇摆，显得很有韧性和活力。京榕还是一条红色的裙子，那可能是她唯一的裙子，因为我再没有见过她穿别样颜色的。她们都穿着旅游鞋，一路蹦蹦跳跳，步履像拉开的弓弩一样弹性十足。

她们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唱着那些熟悉的歌曲，更多的是童谣和少年时代的歌曲。从《聪明的一休》中的“格地格地格地格地格地格地”到《让我们荡起双桨》，从海峡那边的《蜗牛和黄鹂鸟》到福州本地的歌谣《天黑黑》，她们放开声音唱着，遇到声音变调就大声地笑着，唱不出来了。看着她们阳光下汗涔涔的，像花朵一样美丽的脸，我悲哀地想，她们还都是孩子啊，生活为什么要把那么多苦痛强加在她们身上。

有时候，路边的水田里会出现一只水牛，慢条斯理地吃着草，悠闲舒适地晃着尾巴，她们就对着水牛大声说话。水牛对她们的话语置若罔闻，她们有些失意。然而再走几步后，又找到了新的乐趣，一只蝴蝶落在草叶上，她们又叫喊着去追蝴蝶……

两个漂亮清纯的女孩子，她们一路唱着，一路叫着，一路疯跑着，让路上行走的和田间干活的农民惊讶不已。他们好奇地望着这两个疯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