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一民为不知道诺门罕战役进展情况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时候，日军关东军司令部里正在召开满蒙边界冲突情况分析会。

诺门罕战役还真的象历史上一样，从五月中旬开始，打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这两个月来，日苏双方从地上打到空中，战况空前激烈。

看着会议桌两旁坐的整整齐齐的军官们，老朽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把目光投向坐在身边的参谋长矶谷廉介，有点烦躁地说：“这么说，二十三师团吃亏了？”

植田谦吉担任关东军司令官时间长了，心理上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满洲的主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听上去既慢条斯理又漫不经心。

矶谷廉介是日军中有名的四大中国通之一，不过由于第十师团主力被八路军全歼的原因，这个骄横的家伙现在身上少了许多傲气，变得有点谦逊了。

听了植田谦吉的问话，矶谷廉介再一次起身立正，恭恭敬敬地报告道：“司令官阁下，确实如此。据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君报告，从7月3日上午遭到苏联军队飞机轰炸和猛烈炮火压制开始，第二十三师团就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现在已经战死3000人了。”

植田谦吉现在心里才开始有了悔意，早知是这样的结果，就不应该派第二十三师团去，放着精锐的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五师团不用，用什么第二十三师团么！

说起这诺门罕战役，还得再说张鼓峰事件。当时，虽然刘一民发表谈话，基本上把日军朝鲜军主力十九师团的部署说了个一清二楚，苏军也确实把十九师团炸的够惨，但有一点刘一民判断的不正确，那就是张鼓峰事件暴露了苏联红军战斗力不足的弱点。日军总参谋长事后说张鼓峰事件总体上说是双方打了个平手，应该说是客观的。但就算是平手，也让日军看不起苏联红军的战斗力，这主要是因为在张鼓峰事件中日军并没有认真进行动员，作战规模仅仅限于师团级别，而且真正投入战斗的部队是旅团级的。而苏联红军不但出动了大规模的飞机坦克大炮，光是兵力就是一个集团军。因此，公平的说，日军虽败，但败的不窝囊。苏军虽胜，但胜的有点惨。也正是因为这样，日军打了败仗的十九师团长尾高龟藏不但没受到任何处罚，反而被提拔为十二军司令官，而苏联方面不但解散了远东方面军，还把远东方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也就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加伦将军”清洗处决，当了替罪羊。如果苏联红军真的认为张鼓峰事件中打了大胜仗，布留赫尔元帅的命运很可能会改写。

张鼓峰事件这种结局，刘一民原来是知道的，但是他相信通过他的谈话，已经把日军朝鲜军的部署大致说清楚了，苏联红军完全可以用空中优势把日军防御体系彻底摧垮，扩大战果。不料事情发展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苏联红军囿于自身战略考虑，没有扩大对日作战规模的要求，而日军也仅仅是试探性攻击，两下一结合，竟然和历史上的张鼓峰事件吻合了起来。

也正因为张鼓峰事件的结局，加上情报部门对苏联大清洗的情况了解的很清楚，日军内部在仔细分析张鼓峰战斗经过后，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起了轻视苏军战斗力的骄横之心。按照关东军的说法，那就是朝鲜军战斗力不行，换做关东军，十个张鼓峰也拿下了。于是，到了1939年4月25日，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了《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纲要指出下次再遇到类似国境纠纷就学习朝鲜军第19师团步兵38旅团的作法，坚决回击并借机占领争议地区坚决守住，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苏联承认关东军的领土要求。这才有了现在的诺门罕战役。

和历史上不同的是，由于二十三师团从皖东北的宿县撤回东北较晚，第一阶段的诺门坎冲突是由关东军的第八独立守备队和伪满洲国防军的边境守备队与苏蒙军发生的冲突。关东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通过飞机侦察认为蒙军只有四百个骑兵越过了国境线，让第八独立守备队消灭这四百骑兵。结果，第八独立守备队出动后一开始确实沾光了，成功偷袭了蒙古军第六师师部，导致师长沙日布阵亡。但是日军回撤的时候，在733高地遭到了重炮和迫击炮的轰击，接着，苏军装甲部队参战，坦克上的45毫米加农炮打在日军的坦克上，就象捅破窗户纸一样简单，这股偷袭的日军全部被歼灭。这个时候，关东军司令部参谋迁正信乘飞机赶到，非要第八独立守备队发动夜袭，找到战死的日军尸体。这样一来，日军晚上夜袭，苏蒙军白天反击，双方在诺门坎地区展开了拉锯战。

本来，这只是吃了一个小亏，关东军由于第一师团、第二师团和第二十三师团都在关内作战，兵力不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占据绝对优势的苏蒙军进驻诺门坎地区，并把伪满洲国防军边境守备队赶进了大兴安岭。

等到第一师团、第二师团和第二十三师团回归建制，关东军作战参谋迁正信就开始发疯了，一再说日军不能吃哑巴亏，对于旁若无人的苏蒙军队的行动，一定要坚决痛击。

就在这个时候，重庆的《文汇报?军事论坛》出笼了，上面尽说些日苏交战的事情，有些文章还写的真不错，引起了日军高层的注意。

植田谦吉觉得是到了和苏蒙军好好较量一番的时候了，就象大本营报告，请求调动一个师团消灭入侵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