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见面会的影响超出了刘一民的想象。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虽然很落后，但有一点是后世人想不到的，那就是新闻业相对发达。

报纸不必说了，自从清末发展起来后，到了30年代，各大城市都有报纸，象成都就有十几家报馆。

异军突起的是广播电台。自1920年11月2日美国匹茨堡西屋电气公司开办了世界上第一座商业广播电台后，广播电台作为新的传播媒体登上了历史舞台。1925年日内瓦成立国际广播联盟，决定把全世界的广播域分为15个波长，规范了广播发展。这样，外国人首先就在中国开办广播电台，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就是在美国人斯奥斯邦1922年创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上广播的。慢慢地，国人开始陆续开办广播电台。到三十年代中期，全国就有各类商业广播电台900多座，仅仅上海一个城市，私人开办的各类广播电台多达几十家。所以，那个时代的军阀政客流行发通电，任职发通电，下野发通电，拥护发通电，反对发通电，骂架发通电，开战也发通电。通电一发，天下尽知。

刘一民的记者见面会情况，就是被几个记者以电报稿的形式给捅到全国去的。

这一下，全国各大城市都知道红军占领了四川省会成都，知道了何健湘军被歼灭三个师、薛岳中央军被歼灭近四万人，也知道了红军要求北上抗日的主张。特别是刘一民提出的“无论**还是军阀部队，凡是敢于追击红军的都是汉奸，一律消灭”的说法和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不能代表全民族利益的观点，引起了巨大反响。

当然，很多人不知道成都现在已经没有省政府了。

那些自认为在中国有点影响力的团体和人物马上就粉墨登场了。

南京、上海的报纸、电台几乎是与成都同步刊登播发刘一民记者招待会的内容。

看过报纸、听过广播的民主进步人士，终于知道了**和红军的消息，对红军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即响应，在第一时间就纷纷与各种电台、报纸预约，接受采访，发表谈话，强烈抨击当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地方实力派如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本来就怕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为名，让他们做王家烈第二。这一见红军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而且红军也说明了欢迎蒋介石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哪能看不出来红军政策发生了变化呢？立即闻弦歌而知雅意，在第一时间表态，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与各方展开谈判，共商国是，共举抗战大业。

也有一些顽固的家伙，惊呼匪情愈演愈烈，督促当局加紧追剿，早日收复川西明珠成都。

令国人大跌眼镜的是，一向以**急先锋著称的何健，这次格外老实，一个响屁都没有。这下连长沙的各界名流也都明白了，何主席是真的吃了红军的大亏，在装死狗呢！

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内，何应钦、陈诚等要员和贺国光、杨永泰、晏道刚几个谋僚，都在翻看今天的报纸。房间里很安静，只有报纸翻动的沙沙声，偶尔会传出一丝活人气息。

蒋介石脸上阴沉沉的，眼睛在这些大员的身上扫来扫去，眼神有点象赌输了的赌徒，好像在看谁兜兜里还有银子，能想法借出来一点，让老子翻翻本。

见大员们都不说话，蒋介石只好开口了：“说说吧，眼前的局势该怎么办？”

没有人主动说话，房间里的气氛很沉闷。

蒋介石的眼睛盯着众人，继续说道：“我早就说过，要抗日就必须先剿匪，攘外必先安内。共匪一日不除，则国无宁日。如果剿匪失败，抗日就无从谈起。这倒好，剿来剿去，红匪却日益强大，现在竟然攻占了成都。薛岳无能，辜负了我的信任。刘湘迂腐，竟然让红匪偷袭成功，而且还一再婉言谢绝中央入川助他剿匪的好意，纯粹是不识时务，不顾大局。这样下去，是要亡党亡国地！看看吧，红匪现在竟敢任命成都市长和卫戍司令，这成都还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属地么？我愧对先总理，愧对国人啊！”

蒋介石说着说着竟然掉了两滴泪，陈诚慌忙上前，掏出手帕递过去：“校长息怒，学生愿意飞去重庆，指挥各路大军剿平匪患，为校长排忧解难。”

蒋介石擦了擦眼泪：“辞修，你的勇气和才能我是知道的。但是，牵涉到四川各路大军，你指挥不动。”

陈诚只好走回座位，坐了下来。其实，陈诚也不是真的就想去担任剿匪总指挥，他当年就在红军手里吃过亏，那能不长记性呢？问题是看校长难受，自己也感觉难受，忍不住就想替校长分忧。

见委座拒绝了陈诚的提议，杨永泰开口了：“委座，不必过分伤心，依卑职看，前一阶段我们的剿匪是按计划、按步骤执行的。虽然我军吃了点小亏，但是我们得到了贵州全省，两相比较，我们还是最大的赢家。现在红匪流窜四川，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入川的借口，如果处置得当的话，很快四川也会被中央真正统一的。一个四川顶的上几个贵州，说句不该说的话，我们还要感谢朱毛红匪呢！要不是他们流窜四川，中央大军怎么能找到这么好的入川借口呢？”

贺国光见蒋介石脸色有所好转，接着杨永泰的话说道：“委座，畅卿说的有道理。川西平原素称水旱从人、天府之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