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所以要在此时向中国主动挑起战争，无非是三个原因，一是日本海军实力强大，足以让日本立在不败之地；二是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国内政治和各种军政力量交错复杂，地方分裂势力和前朝遗留势力层出不穷，局势混『乱』；三是新的中华帝国正面临着岌岌可危的财政危机中。[本书来源]

此外，中国在未来十年中的军政力量都必然是向着统一和强大的方向快速发展，一旦错过现阶段的这个机会，日本将再也无能力干涉中国。

戴季陶曾经写过一本《日本论》，在其担任孙逸仙秘书时期曾与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桂太郎有过四次私下会晤，交谈时间长达15至16第188章华皇训政个小时，其中，桂太郎如此说：如果能解决英国统治印度的问题，则日本不愁没有移民和贸易地区，日本也就不用再考虑侵略中国的政策。

虽然日本在东京审判期间否认有过这样的会晤，但是人证物证俱在，事实证明日本谋图侵略中国是在1913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长期政策，而从这样的谈话中也可以证明，日本侵略中国之原动力来自于“移民和贸易的压力”。

1908年之时的日本总人口是4280万，人均耕地2.1亩，1910年突破4349万，预计在1925年，人均耕地就将跌破1.7亩的标准，此时的日本将无法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农产品在1902年开始就需要大幅从国外购买，如果不能顺利成为工业国，如果不能大量占有外国殖民地，不能向外大量移民，这就意味日本将死于贫困。

相比于中国，日本的危机压力更大，这就迫使日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赌国运反正不赌也是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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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第一临时宪法还是迟迟未能第188章华皇训政通过，但在中日战争的霾之下，各种工作已经紧急加速，第188章炳麟设计了一种过于隆重的训政会礼节规格鉴于形势的紧迫和训政的迫切，宋彪选择将训政会的礼仪规格降低只是身穿着帝国陆海军大统帅的日常军装出席训政会，坐在长会议桌的正首席位，内阁总理大臣唐绍仪坐在他的左侧第188章、蔡元培等人更适合主持中央内阁总理的工作。

如果没有意外，宋彪在原则上会支持这位总理走完十年的两届任期，但不会更久，身为皇帝，宋彪不会支持其他人和他分享这个时代的领袖权威。

唐绍仪的旧官僚生涯起步于天津税务衙门，这是他的一个重要优势，对于『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工作他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

在财政大臣张康仁和税务总局局长欧阳锡的帮助下，唐绍仪提前整理了一份关于新『政府』财政危机的全面报告，以沙俄帝国为重要的参照物，按照常规来计算，如果中国按亩正常收取每年10的农业税，平均每亩地的农业税可达到1.2银圆，全国统计14亿亩耕地则可以带来16.8亿银圆的税收，约合1.6793亿英镑。…,幅员辽阔，耕地面积庞大是新帝国最为重要的优势。

即便将全国的农业税调低到1/15的6.67水平（这是绝无可能之事），以及考虑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豁免、疏漏、人为过错等等问题，国家的农业税也不应该低于7.85亿银圆，同时考虑中央和地方各省在农业税上的3：7分成，中央财政的农业税总额也不应该低于2.35亿银圆，而往年清『政府』的农业税总额的中央收入仅有五千万两银子。

这里面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然而，这一点并不是中央财政危机的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地方财政的混『乱』，各省独自为政和府县一级官员的缺失导致了税收工作的荒废，使得1910年的税收未能有效流入中央。

依据税务机关在各省的底调查，事实证明在大多数的地区，去年的税收并没有停收，各地所谓的革命军还是大量征税，乘机扩充兵力，地方团练、保安团也纷纷以各种名义征税，中央所推行的厘金杂税取消政策不仅未能得到推行，各地农民所承担的税收反而较之去年有所增加。

即便在北方和江浙地区有所减少，减少的幅度还是未能达到中央的标准，如此巨额的赋税则大幅落入地方各种小型私人武装的手中。

唐绍仪说了很多问题，最后的结论就是想要清理中央财政问题，必须大幅度清理国内遍及各地的小武装，无论对方打着何等旗号，不管是光复革命，还是自治革命，不管是保安队，还是团练，一概要予以打击，各地要追查税务，争取将去年各地征收的税务突击提交上来，哪怕是按照分税制，也必须确保三千万白银的中央财政增收。

唐绍仪是很着急的，他必须尽快解决中央财政危机，即便此前通过查封清『政府』户部、内务府库银和满清权贵财产得到了大约一千六百万两白银的资产，此外又和远东银行拆借的四千万银圆贷款外，中央国库实际上并无余钱，完全是靠发行货币来解决财政危机。

各省新军的军饷开支，各地官员和『政府』日常开支都让内阁『政府』举步维艰，同时还要面对一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举国战争，唐绍仪这段时间是急得两鬓斑白。

宋彪并不急于说话，他一直是很沉默的听唐绍仪主持中央内阁会议，听着各位内阁大臣表述现阶段的各种困难问题，焦点还是集中在地方小武装过多和税收工作混『乱』不堪两个领域。

此一刻，宋彪心中感慨良多，如果没有日本的突然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