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副标题：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关系学

“先生们，哦，还有两位女士。欢迎欢迎。各位还没吃过午餐吧，我为大家准备一些‘普通’餐点。”

1920年11月25日星期四中午时分，袁大师的家里又迎来了一批新的客人。这次他做的准备比昨天还要细致周到，特意请了一个承接高级宴会的团队，在客厅里面开了一场真正的自助餐会。

“诸位，请品尝一下我们赛里斯king ain出品en。”

他预备下的酒水和食物也更为丰富精致，牛排龙虾那都不算什么，桌上摆着法国的松茸和黑海的鱼子酱。现在又拿出了新制成的wu jia pi。

好吧，这种被袁大师命名为“百岁山下的神仙水”是真正五加皮药酒稀释之后的产品。为了适应西方人的口味，稀释的底酒用的不是白酒而是金酒（gin）也就是杜松子酒。这是让杜松子的香味遮盖刺鼻的药味。

“诸位感觉如何，味道不错吧？这位先生问哪里有卖啊？这些都是非卖品，不过各位走的时候可以拿两瓶当做……嗯，纪念品。”

废话，这都是他花了大价钱从走私商人那里买来的荷兰原产的上等金酒，味道有错那就见了鬼了。再加上现在美利坚又执行禁酒令，常人根本喝不到这样的好酒。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这就是本人举办的沙龙。”

袁燕倏又是举办自助餐会又是准备高级金酒还贴心地帮他们准备了“筹码”，不是招待“新闻界的朋友”那还能招待哪路来的朋友？

“新闻界的朋友们，今天可不是新闻发布会，我也不会回答除了以外的任何问题。这次邀请大家来就是为了推广我们赛里斯的。”

本周六就要召开的那场记者会可是他老人家真正意义上进入公众视线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子秀，不好好地准备一下那怎么成。

“来来来，这是各位的‘筹码’，而这几位都是我请来的he，他们会教你们的。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赛里斯人游戏的魅力吧！”

所以他就通过《世界报》和艾玛-普利策小姐的关系，请来了纽约当地各大和小报社的记者，和他们搞一下公共关系。

在一百年后东方某大国的网络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tual）这个头衔那都已经是臭大街了，甚至带有人身攻击的意味。

而且如果了解二十一世纪的东方某大国的各阶段网络舆论走向，就会发现公知从香饽饽到臭狗屎的这个过程连十年都没到。真是其香也勃，其臭也忽。

在2004年，那份有良心又有态度的报纸煞有介事且堂而皇之地评选出了“50位公共知识分子”。公知这两个字风头一时无两，学术圈中人不管主业是什么都很乐意戴上这顶高帽子。

八年之后的2012年，东方某大国的“《纽约时报》”就发表评论称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而到了2017年谁还敢在网上自称公知，那简直就是在讨骂。

在1920年，tual这个称呼还没有出现。当然，类似的概念还是有的。

注意啦注意啦注意啦，和一般的认知的恰恰相反。新古典自由主义是排斥公共知识分子的。

米塞斯就不大喜欢那些“把复杂的理论简单化灌输给公众”的家伙，因为这样“我们无法通过理性讨论来驱逐数十年来主宰大众头脑的政治思想”。

他的弟子哈耶克更甚。在他的语境里，其实“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差不多。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一文中，他把知识分子称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他这样写道：“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

而对“公共知识分子”批判最厉害的是法律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还担任过联邦巡回法官的理查德?a?波斯纳（1939年-）。没错，法律经济学也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兴起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算在“芝加哥学派”里面。（笔者注：以后在和经济学家们论战的时候会写到的，等不及的病友可以先去百度。）

波斯纳法官写了一本《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已经变成任由学术专家支配了，这些专家不时冒险翻过专业领域的墙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战场——一个尚未学术化的战场挥剑搏击”。而通常这种越过是失败的：“他们常常非常真诚、自信地说出一些蠢话，做出种种一再落空的预言。”。

各个时期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大师们的观点几乎一致，公知就是把政治思想理论庸俗化的罪魁祸首。

无知大众为了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无知需要“高深的学术知识”装点一下门面，而媒体为了迎合这种需求，于是公知就诞生了。

而我们的袁大师这位新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就是要用“高深的学术知识”帮助无知大众装点一下门面让他们显得不是那么无知。顺便当当全世界最知名的公知！

那么他这位公共知识分子知当然要跟公共媒体搞一下公共关系咯。

“袁先生，今天实在是太感谢了。你的那个也确实非常因吹斯听。我还赢了你不少钱，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呢。”

“桑德斯先生，千万别这么说。这种游戏除了运气之外就看一个人“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