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顾大帅和姜大帅的见识，他们自然彼此心知肚明，朝廷已经是彻底不行了，未来己方集团要夺取中国的领导权，真正的对手只有彼此而已。

但如果撑不住, 被扶桑人灭了国, 那一切都是空的。不管扶桑人嘴上说得多么好听，一旦被他们占据了主导权，到嘴边的肉还会有人愿意吐出来么？反正换成他们自己, 这是绝无可能的。

姜大帅秉承着朴素的土匪逻辑，绝不肯当那个跟在老大后头啃骨头的喽啰。

而顾大帅的出身更好, 少年时还认真地读过几年书，又掌权多年, 对国家和朝廷的存在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

别看外头的年青人们整天喊着民主革命之类, 把民主二字奉为圭臬，更有激进的, 认为当今中国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因为皇帝制度的存在, 顾大帅是完全不信这些说法的。

皇帝只是一个人，这一个人能干什么呢？他就是集历史上所有昏君暴君的缺点于一身, 没有人服从他，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又怎么可能危害天下呢？中国有皇帝，但是德国也有皇帝，英国法国也有国王，如果皇帝的存在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那为什么这些保留了皇帝的国家就这么强大呢？由此可推知，有没有皇帝并不是国家衰弱或强大的关键。

顾大帅虽然没有接受过任何现代教育，无法用简明直接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心里知道，把一切推到皇帝头上的做法纯粹是扯淡。

要说朝廷有哪里不好，那也不是制度上的问题，而是人事上的问题。

遥想本朝建立之初，也是人人奋发，风气清新，朝堂上的大臣一心为公，不到十年，天下就恢复了繁荣。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稳定，政治斗争越来越向着无底线谋取私利的深渊滑落，宝座上的皇帝非但不制止这种行为，反而有意无意的加以鼓励。

“异论相搅”也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儿，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东西，这套权术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很好地稳固上位者的权力，缺点在于有害国家。

想实施这套理论也很简单，就是不能让朝堂上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意见，至少要分两派，压一派抬一派。

历史无数次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党争的危害性，但新建的王朝还是会忍不住陷入这个漩涡中去，盖因党同伐异是人的本能，在如何占有更多资源这个命题上，大部分人想的都是抢别人那里的蛋糕，而不是想着如何把蛋糕做大。

王朝末期的一个征兆就是小人庸人充斥朝堂上下，买官卖官成风。顾大帅还记得，在他少年时期，尽管国家也出现了一批救时之臣，兴办了些洋务，但整个官场上下已经烂完了，什么官职交纳多少钱财，那已经不是潜规则，而是明码标价的规矩。想上任，先交钱，哪怕是有吏部正经文书告身的官员，没钱孝敬，也是上不了任，当不了官。

朝政腐败至此，纵是诸葛伊尹再生，只怕也挽回不了这将倾的大厦。

顾大帅自认识时务，虽然做着朝廷的官儿，按过去的说法，那叫“深受皇恩”，可他一点儿给朝廷陪葬的想法都没有。

同样的，他对革命也没什么兴趣，他心里想的，是建立起他顾家的千秋大业。

在这一点上，他那个大概是留洋留得脑子里进了水的大儿子和他不是一条心，剩下的儿子无足轻重，提不出什么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来，倒是大儿媳妇徐氏和他意外的合拍。

徐氏是他亲自挑选的儿媳妇，顾家的冢妇，当然，他挑中她的时候看的是她的家里人，没想到捡了个宝，徐氏本人竟然素质不错，也有心参与顾家的事务。

顾家另外的两位公子总觉得自家老子为人严厉，要求太高，其实顾大帅看待这些小辈的时候是颇为宽容的。他不要求小辈们一参与事务就多么精明强干，只要求他们有一个端正的态度。而顾二公子为人轻浮，顾三公子为人fēng_liú，最重要的是，他们觉得自己身份高贵，背后还有顾大帅撑腰，做起事来，开头的时候真是雄心万丈，没几日热情减退，就甩手不干了。徐氏好处很多，然而在顾大帅看来，她最大的好处就是会办事。

会办事，不是说她多么八面玲珑，而是说她肯努力，肯用心。她做事的时候有一种态度，她不认为一件事情必然能够做成，在做事之前，她不会去想事成之后怎么怎么样。做事有成功有失败，提前预设完成后的情况是非常愚蠢的。徐氏面对事情的态度是先做了再说，就是办不成，也不会狡辩推脱，顾头不顾尾。有始有终，这是一种难得的素质。

顾大帅当然不知道这是因为她来自后世，本身就已经参与过很多事务的缘故，只把她这种难得的高素质归功于徐家的家庭教育，为此还很是嗟叹了一番。

顾家和姜家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情报共享，为了给顾家加油鼓劲，姜家也把自己对日本财政的预测分析告诉了顾家。顾大帅本来不大相信，紧急招人来对照着姜家提供的数据计算了一番，也不得不相信了这个事实。

得到这个情报后，顾大帅的心眼儿就有些活动了。他不知道消极抗战这个词，但他想做的和这个没什么不同。

在抵御扶桑军队的战斗中，顾家损失惨重，士兵经常是一个营一个营的战殁。顾家是编练新军起家，开始用朝廷的钱粮练兵，后来整个集团化、藩镇化，军饷仍是朝廷出，尽管把朝廷的财政吃得将要枯竭，顾家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