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脸色煞白地看着迪特里希。他还以更严厉的目光。“这是宣传部的口径！”

我才知道他元首把他叫去是因为什么。这个事件引发了国社党高层的紧急会议，新闻报道体现了利害权衡下的“最小代价方案”：犹太叛国暴徒与英勇的元首警卫队，德奥合并的时局下最符合当局形象的说辞。

“这件事涉及到整个国家，你只是一名军人。”迪特里希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军人在执行命令时如果心怀疑惑，就完不成任务。”他无奈地拍拍我的肩膀，在这个动作中我体察到他这位一战老兵、一个职业军人在政客面前的无能为力。

宣传部的说辞将作为事实记录在军部的档案里，而我将作为“勇敢阻击犹太非法武装的党卫军战士”接受嘉奖。我看着那枚躺在盒子里的勋章。该对充满狡辩的“事实”说什么？我成了唯一在鲜花战争中被授予突击奖章的人。

“我可以不佩戴它吗？”

没有人乐意接受捏造的事实。不过在收复东部边土（指奥地利旧称oark，德奥合并后它作为地名取代奥地利，现已禁用——编者注）的1938年，我并没有细想。“我的荣誉是忠诚”——多少次我们笃定地信任着国家，这是否也是绥靖的一种？

当时的主要报纸无一不按照宣传部的口径进行报道。人民观察家：《在德奥合并的光辉下?人物系列九——党卫军某排长遏止维也纳犹太反对活动》；奥地利邮报：《维也纳枪击二死五伤，当局称系犹太叛国分子引发》；黑色军团：《党卫军某部剿灭维也纳犹太叛国组织》；冲锋队员：《忠诚的赞歌：雅利安战士一枪击毙犹太卖国贼》。

对这些报道，我不得不按照命令保持缄默。

为何要接受这个被强加的角色？出于集体观念或是身不由己，无非是对同一个境况的两种解释。我拒绝过，《人民观察家》要做一个人物专访时，我被告知不能“透露不恰当的信息，以免对国家安全的形象造成损害”。因为涉世未深或愤世嫉俗，我拒绝了这家代表整个帝国的中央宣传刊物的采访。

但他们从党卫队的新闻联络处得到了标准答案：“警卫旗某排长、优秀的雅利安军官意志坚定，政治过硬，对犹太敌人决不妥协，凭借训练有素的精湛枪法一枪击毙其头领，制止其妄图颠覆国家的行为，完全体现了在元首的号召下，日耳曼的优秀儿女对祖国的忠诚。”

那位记者连我的面都没见过，但是在他笔下，我的“优秀的雅利安战士勇斗犹太歹徒”的形象进一步确立了。后来这个形象为我在达豪审判中赢来一次死刑。

另一件事稍切主题。鲜花战争结束后三个月的一天，我被叫到希姆莱的办公室，事前已有耳闻那会是一次工作调动。党的高层惯爱在警卫旗抓出一些可以充门面的年轻人，摆在鞍前马后作为副官。我的几位战友都未能幸免。

会是哪位长官？我在心里盘算着推脱的词眼，虽然既往经历告诉我这会是徒劳。

“您就是那位保护了东部边土的首府的英雄！”希姆莱坐在一张古董桌后面，审核我的一头黄毛是否掺了杂色，眼睛够不够蓝，“您比我想象的更年轻。”

“……”

人们不因为你的反对而给你起绰号，从矮子丕平到红胡子巴巴罗萨，那么多的查理有铁锤、有秃头、有恶棍。国王尚且难幸免，这个叫海因茨的小人物自难逃标签。来要人的长官是个奥地利人？或是将要被调往奥地利？很快我发现自己的思考方向完全错了。

“您是军校鉴定上说您……”他从抽屉里找出一份档案，扶着眼镜念了起来，“性格严谨精确，拥有独到的逻辑分析能力……唔，由于性格原因在集体生活中有时显得疏离，但是毋庸置疑他的集体荣誉感……唔，该死的逻辑……”

他自言自语起来，把我重新打量了一番，“我看挺合适的。”

“……”

其一我不知道逻辑为何该死，其二我猜不出我和这个未谋面的长官哪里合适。

但是希姆莱笑得像一尊喜剧木偶，“您也许听说过，安全局在招一批文职官员，我了解您，您很有保安意识！”

他那个瞟着一双大眼睛的副官咽了咽口水，强装严肃地低声说，“是安保意识，领袖先生。”这兔崽子是我的军校校友，在警卫旗一起当排长，修理过新兵，又一起挨过训。现在他站在希姆莱身后对我一顿坏笑。“海因茨?保安”这个绰号很快会从他这里传遍利希特菲尔德了。

“总之，您在维也纳的刑警方面立过功，可以看出您很善于甄别潜在的敌人。我相信您一定会在柏林的警察岗位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希姆莱透露道，鲜花战争中我截获的那批国际刑警协会的机密文件，已经被帝国安全局证明具有重要价值。他沉浸在自己关怀后辈的幻想里，眼镜片反着光，遮盖了他期待我为此表示高兴的眼神。

那到底是个什么机构？柏林保安大队？专管抓小偷？我很想问问他把我调离警卫旗的真正原因。那是元首的卫队，虽然它的平民色彩使它并不倚重学识，但一群年轻人在同样的激情下汇聚一堂，兄弟般的情谊足以让人付出青春。我多么不想离开它！

“我还能上前线吗？”我用最大的克制使自己不至显得在冒犯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