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张学良心急如焚时，电话终于再度响起。张学良一个健步冲上去拿起电话，不想电话那头却依然是熊斌那傲慢的声音：“蒋主席有令，不能打。“然后便又兀的挂了电话。

面对这种情况，张学良终于忍无可忍，一把摔了手中的电话，紧接着便叫骂道：“妈的，熊色！（东北方言，骂人的话）“他怒不可遏地吼叫着，这声音像沉雷一样滚动着，传得很远很远。不过很快，张学良便恢复了冷静，他立马召集了在北平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

会议之时，各将领面色严峻，屏声静气，连地上掉了根针都能清楚的听到。而正是掉的这根针打破了原有的沉寂。

张学良第一个开口道：“日本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此一番必是经过长期准备谋划的，来势很大，相信将会有一场大的战争就将爆发。我们作为军人，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是一个联队，也不是一个师团，更不是就一个关东军！我们的对手是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强国！这绝非我东北一隅之力即可应付，现在我们听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的整个问题，我们只能速报中央，听候指示。“

即使张学良如此说道，但众将领依然群情激愤，要求抗战。

张学良见状，赶忙继续说道：“我和诸位的心情是一样的额，是希望抗战和决心抗战的！并且只要全国抗战，我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这是义不容辞的！但我所说的这一切，其前提是全国抗战！否则便只是做无谓的牺牲罢了。“

于学忠越听越不服气，猛的站起来，一拍桌子，转向张学良大声说道：“当此国难临头之际，副帅只要振臂一呼，必然全国响应，我东北军几十万人便会奋勇当先，副帅当断则断，就是民族英雄！“此话一出，其余诸将无不拍手叫好。就连张学良亦是激动异常，但他随即转而叹道：”我又何尝不想这么干？但我不能以他人的生命财产做我个人的牺牲，不能以东北军几十万将士的生命博一个民族英雄的头衔。我们必须以全国的力量与日本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只是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那我的罪过就比不抗战还重。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一是服从中央采取对日忍让，一是请示中央求得中央执行全国统一抗战！“

于学忠自然仍是不服，他怒睁着眼，额角的青筋随着呼呼的粗气一股一张：“副帅不抗战，让日本人打进来，不抵抗的罪名可就在副帅身上了！“

张学良双拳紧握，恨恨地锤向了桌子，咬着牙道：“我只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问心无愧。我信守三点：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第三，促使蒋主席实行全国抗战！“

众将领默然。

这就是名震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来我听溃退的将士们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由于国民政府严令忍让，日军大为得手，进攻沈阳北大营的日军打了一阵，便瞧见中国士兵如同活靶子似的，一个一个的倒下去，而且还在不断的后撤。我估计连日本人都奇怪为甚么这些中国的士兵连枪都没有，只知一味向后跑！由此，日军杀戒大开，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沈阳成为了一座血城！

面对日军如此狂妄的行为，中国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哪知人家日本人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里，只是虚于应酬而已。

就在张学良意识到国联并无制裁日本的能力时，为时已晚。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日，日军强渡大凌河，直逼锦州，3日凌晨，日军攻城，至天明荆州城破。日军攻下荆州后，又一路向西挺进，10日到达山海关。2月6日，哈尔滨沦陷。

至此，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手中，从九一八到此时，总共不过142天！3000万人民处于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中国官方财产损失170亿，张学良丢了十来万的部队，国内受屈一指的空军也近乎全灭，位居国内首位的沈阳兵工厂也丢了！

“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何面目重见东北父老？我是一个民族罪人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张学良先生所听到的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在那之后，我便怀着满腔的悲愤，来到了中央苏区。这仅是我对张学良先生的一点儿回忆罢了，没什么其他可说的。毕竟张学良先生不是我这样一个小小警卫员可评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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