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上，郑教授举《杂志》中作品为例，讲常有北方作家的作品，非常爽快，有劲，不像南方作家的柔弱好流泪的，这或者是性格风俗习惯关系。他又提到四月号《杂志》中，女作家座谈会上，张爱玲说“….我以前很喜欢看冰心的作品，后来有看见她的照相很丑…就不要看了…”她又说,“冰心常描写女性美的，但又很娇造”。郑倒没有给予评论，但均臣想：这位女士倒也拜崇“外貌”的，那末我既无见其描写“女性美”过，又以为难道丑女子就不能描写女性的美吗？总之，均臣更喜欢北方的萧红，而不是此地的女作家。可其实，连均臣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文风”也是孤岛的、沉迷的。郑接着又讲了穆时天着的《公墓》，该作家均臣尚第一次“领教”，其文格可称“独创”，散文体，多欧化，文句相当美，描写的范围似乎“太小”，有好几篇大同小异——都是描写“压扁的人生”的舞女等。最后，郑逸梅先生说：“自唐以来，中国文学都是模仿，而无创作了。这大概是受科举的影响，现在是‘新文化’了，旧文学认为没有用，其实现在文坛上哪有一个能写好文章而富有创作性的呢？”均臣也不认同此说，认为郑先生是老了的缘故，可是顾其年不过四十以上而已啊。

讲完课，郑先生出题目曰《春的象征》，为今天晚上的作文竞赛，均臣马虎地做些，因为下课了，只得交卷，料想一定“名落孙山”了。

上完课，均臣便去祥康里口站岗，天气似晴非晴，南风甚大，吹着人软绵绵地。今晚站岗只他一个人，所以清静静地将混浊的脑子淀沉下来：自甬返沪后，颇比过真难过，惟看到炳仁独坐高楼闲看风景，不觉为之痒痒。毕竟他自己的阿哥无论怎样的严厉，总可以强一强的，不像我却有敲碎饭碗之危。想到在家对母亲说的“以后要竭力经商”等语，又极为惭愧。现下既无上进，反而退后，竟会出之言外。

均臣又想起，前日晚上到姨母家，闲话起刘廷章的阿舅。此人在新兴公司作工，听说人很“癫”，而被歇业。姨母便冲着均臣说：“所以一个人不可以癫的。你对张炳初也可拍拍马屁嘛。”均臣说：“我做事只知诚实负责，而马屁一事，敬谢不敏。”姨母认为他不妥当之至，此时淞鸿少有地插嘴道：“为了摄应环境，在可能范围内去摄可了，并不是定要去拍马的。”他又说到人生观，以为在资本主义势力存在时，为生活去摄应，等于去征服它。你认为这社会不合理尽管可以改良，就是说要“革命“吧，也先要去了解社会，且要在社会上得到地位，以利事业，以行其志!淞鸿素来缄口不言，如今出之高论，颇动于心，令均臣刮目相视。此刻，均臣更坚定改变从前逃避主义而实践了，反复回味淞鸿的话，使其更坚了。他决心为生活为前途，要是在这社会上受最大的侮辱最大的痛苦时，也该忍受。他是在“学做人”,所以给其痛苦者，即是良师。

几天后，均臣找机会与张炳初坐下来讲闲话，炳初大谈三海经﹐其好像是博学者。但炳初虽也是青年，却相信有“命运”。均臣说若有命运的话，那末命运“好”的可每日坐在家等吃饭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被命运支配的。炳初回答不了，便说：“当然，不过没有人等罢了。”接着他们又谈谈政治﹐炳初说苏俄也是，不允许有私产，人的意识要统一，没有自由可言。这几句话几乎摇动了均臣的信仰。一整天均臣都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其实这种说法均臣也听说过，但均臣又转念一想﹐觉得炳初既无眼见﹐又是个资本家﹐当然觉得苏俄不大对头了。均臣几乎强迫着使自己坚信自己的信仰，这种强迫是出于自己的自身的阶级，出于对环境的不满，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但却又不是出于理性。他自己虽很勉强，也无法解释，有时他觉得自己就像路易斯笔下的“散步的鱼，拿手杖的鱼，吃板烟的鱼。”而未来又像是一条“不可思的大邮船，驶向何处去？”“那些雾，雾的海，没有天空，也没有地平线。”只是盼望和期待“馥郁的是远方和明日，散步的鱼在歌唱。”这次短短的谈话，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均臣竟记住了几十年，也纠缠了他几十年，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挣扎，像条鱼在鱼群的拥裹下，随着海潮不由自主地向传说中的伊甸园游去。

这是路易斯在《中华副报》上刊一首小诗，其实“鱼”即是“余”指的是路易斯自己，四月号《杂志》拿此小诗来做“一月文摘”，这惹起小报界才子们的雅念，揶揄的也有，漫骂的也有，四月号《杂志》更有谭正璧作《新诗的危机》批评作者把作品弄得不知所云。还有的评论大骂“鱼”的诗人，有的说“老甲鱼”有的说“揩屁股的鱼，放屁的鱼”弄得一天星斗，小报虽无聊，但有时骂得令人痛快。诗人怒极，昨又在副刊上刊《我的立场》。均臣开始不能领略其意，评论多了后，倒认为“鱼”即是“鱼”，我们不都是生活在一个泥浆汹涌的鱼塘里，任凭鱼之间的互相吞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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