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多人共住的居民为了缓解生活在拥挤条件下所独有的应激反应极具弹性。

珍视传统的文化标准，人与人合作并和他人友好相处的人，遭遇到的冲突很小，精神病障碍也会少见。

然而，在拥挤住院处的居民如果采取个人主义、自以为是的价值观以及只为个人的快乐奋斗，则会遭到更多人际间的敌意与怀疑，也很可能产生身心病症和激越性抑郁。

“性派对”行为者既是对拥挤空间的抽身与回避，又是以高度的自觉和低调维持个人在社会中仍然受到应有尊重的虚荣心。

这恰恰反映出他们的高度“警惧”，并时时根据压力与自我强度来预测自己的精神卫生。

他们过着极端生活，却又显得与世无争，似乎将工作、学习或人际关系等所造成的紧张压力都通过“性派对”的方式统统化解了。

从心理学上分析，压力是应激的来源，而自我强度是抵御应激的缓冲因素，当内外压力超过自我强度时，就会发生精神卫生问题。

自我强度包括一个人对应激的耐受、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得到社会的支持。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大多数中国人，当相信自己的“不舒服”主要是由于心理方面的问题时，他们均趋于向家庭和友人寻求支持，而完全不寻求任何专业帮助，与西方文化大为迥异。

中国人的“都市综合症”主要表现在衰弱和疲劳、紧张和焦虑、睡眠不足、“空虚”、头痛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大多人实行各种自助措施。

当问题持续变得严重，而出现“空虚”这种情况，大家仍然求助于自己原来的社会网络，也就是他的朋友和家庭。

正是这些“病症”和社会境况，为“遮阳部落”赖以“生存”提供了“对抗道德指责”的凭藉。

同时，都市化社会里，住房短缺、移民、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婚姻的易碎性、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以及妇女要求更大的独立性，为“遮阳部落”拓宽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空间提供了原始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自我控制、情感上的自我依赖和能经受挫折，这些常常被作为抵御应激和精神疾病的可能来源而加以鼓吹。

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中国病人很少陈诉焦虑、抑郁和心理问题，有外国心理专家建议以“躯体化模式”来解决中国人如何对付不快乐的情感和情感性疾病。每当恶劣的情绪状态开始呈现，中国病人及其家属总是不加区别地用一些非专业化的名称称呼这些情感，通过缩小或者否认、分离和孤立表达，甚至以“躯体化”观念加以取代等方式将这些情感压抑下去。

“性派对”的行为者对“躯体化”的表达不是停留在口头或观念上，而是付诸行动，这是他们与目前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之分野。

这些人的行为诡秘和态度低调正是他们在强大的传统文化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应激策略。

“因缘文化”：“性派对”的外在张力

中国人在谈到人与人以及人与物关系的境遇时，一个重要的归因或许体现在“因缘文化”的概念里。

“因缘”这一概念起源于佛教，认为人的一生因缘前定，都是命运或“无形之手”的有意安排，是受外部控制的。

作为一种稳定的外部因素，“因缘”有维持人际关系和谐的功能，它把关系的成败和人与人的境遇都归于非个人的神秘力量，本人或他人因而剔除了为后果承担责任的内疚感。

这样，“因缘”保护了当事人，保全了他的面子，也保全了别人的面子。它有助于当事人将“行为”合理化，减轻了自责和责备别人的情绪。

信仰因缘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有益于精神卫生，但过分依赖这种信念就会妨碍人去主动应付现实，增加了人的惰性惯力。

因此，“因缘”也可看成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它会随个人或社会的努力而变化。

“性派对”的行为者对“因缘”二字有着持续的热情。每当参加“派对”而与人交往时，特别是接纳某对或某个新人为这个“特珠家庭”的成员时，大家就认为这是“有缘”。

同时，他们如果“派对成功”，双方都会觉得有缘，因而特别珍惜，共同营造出一个浪漫温馨的环境，解除了因为陌生而带给心灵的障碍。

如果有什么意外就说是没缘分，这样减轻了自责。

比方，如果派对的双方都在“一夜激情”后彼此都很满意，但又不可能在随后的日子里经常可以潇洒同居，他们就说“只有一夜的缘分”，不要强求；如果双方感觉不好，也是前世“孽缘”所致，是互欠的“债”，到这个时候才能“偿还”。

可以说，“因缘”二字像一根红线，有着强大的韧性、耐力和穿透力，它向每一个具有同等价值观的人伸出诱惑之手，并将每一个已经进入“城堡”的居民紧紧地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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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感：“性派对”制约之一

“性派对”有着强大的制约机制，这也是行为者不敢“胆大妄为”，而只能以“地下组织”面目出现的原因。

而其中制约之一，就是行为者受传统文化熏陶所早已形成的羞耻感。

这些“都市异类”在行为过程中，尽管极力不去想象别人的眼光、世俗的评说和道德的责难，但“羞耻”二字像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