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古：“敌人的力量是空前的，作战失利有多方面的原因，并非三人团的指挥不当。为什么大家意见这么多，其实质是有人总是反对中央的正确路线，抓住这个他们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攻击中央。现在根本就不是召开整只据会议甚至召开中央全会的正确时机，到时候七嘴八舌吵成一团，不但难以改善被动局面，而且必然耽误转移工作，更不利于加强保密。既然中央已经把重大军事指挥权委托给最高三人团，那怎么转移当然应该由三人团讨论决定，为汉同志你不用再说了。”

向应：“伯古同志，我请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请您批准。”

伯古：“向应同志，我不同意。谁走谁留是中央的决定，你个人无权做主。我知道你对我们的批评可能会有些想不通，但是这次安排你负责动员工作，并不是要把你留下来，你不要想多了。”

向应有些激动的说：“伯古同志，同志们批评我在处理富田事变上，犯了右倾错误，这些天我一直都在反省自己。我没有想不通，我觉得我的错误，还有大家对我指挥作战的那些意见，我都是时时在分析自己。我觉得我虽然当了好长时间的中革军委副主席、代主席，但是和朱得同志、恩莱同志比，我的军事经验还是太欠缺了。即使是和老茅比，也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大家不是说我在地图上指挥部队，结果和战场实际差得太远吗？这次我留下来坚持斗争，正好可以在第一线好好学习一下部队是怎么打仗的，这对我是一件好事。”

伯古：“上次老茅打击挖苦你，我是反对的。老茅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向来说话就是那样，你别堵在心里想不开。你是中央的重要军事负责人之一，我需要你在军事上多帮帮我，你怎么能留下呢？”

向应：“伯古同志，我不是想不开。我给您说心里话吧，您让我负责动员工作，可这项工作难做啊！动员谁留下，谁心里就有火，我要是不留下，说话根本没有说服力，实在是不好干啊！再说我的伤一直没好，长途行军一定会拖累部队，我还是留下来慢慢养好伤再说吧。”

博古沉思了一会：“好吧！你说的也是实情。那就由你负责全体留守部队和党组织，陈亿负责具体军事指挥，你们搭档中央也走得放心。”

【会议结束时王家想守在外面。】

王家想对伯古说：”伯古同志，现在传言纷纷，都说部队要转移，是真的吗？“

伯古：“是的，家想同志。我们要转移到湘鄂西根据地去，在那里重建苏区，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转移计划。”

王家想：“湘鄂西有没有重建苏区的条件，另外我们怎么在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层层封锁下向湘鄂西转移，这件事太大了，必须要经过中央、最起码整只据开会讨论才行。这样仓促决定，是否有些欠妥？”

伯古有些不悦：“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还需要讨论吗？再说，你分管总政治部，形势你不清楚吗？现在我们哪儿还有坐下来商讨的时间。”

王家想：“传言说要把老茅留下来，我觉得是非常不妥的。”

伯古上下打量了一下王家想：“恩莱同志反对把老茅留下，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老茅咱们就抬着走吧，你放心吧。”

接着伯古又说道：“老同学，咱们都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接受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你刚来苏区的时候，也是同意和老茅他们做坚决斗争的。后来你越来越觉得老茅有道理、我们没道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你的革命立场有问题，还是你的思想认识有问题。今天我们来不及说这些，但我希望你少和老茅接触。老茅这个人，蛊惑人心的本事不是你这个书生能够抵挡的。”

王家想：“我是个书生，但我也不是老茅能随便蛊惑的。你说我变了，我不同意，我倒是觉得你这几年变得很厉害。老茅主张的实事求是，你们不认同，我却觉得这就是马列主义的态度。你们的很多做法，在我眼里就是教条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伯古伸手制止：“打住，我不是要和家想你争论这个，现在不是时候。等我们在湘鄂西站住脚之后，咱们再讨论。”

王家想：“求白同志是犯了路线错误，可是他这几年做的检讨还少吗？把他一个纯粹的书生，身体病成这样，眼神又不济，对江西又不熟悉，留在这里能干什么？”

伯古：“求白同志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有怀疑，执行国际的路线不坚决，这一点斯大林同志是很不满意的。求白同志的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甚至是无法弥补的！你作为一个党员，难道没有认识到这种错误的性质有多么严重吗？”

王家想也有点火了：“把求白同志留下，一旦被国民党捕获，这个后果你能够弥补吗？”

伯古：“国民党或许会把求白先生当成至宝，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可笑。求白早就不是**的最高领导人了，甚至连重要领导人都不是了，他们如果以为自己如获至宝，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王家想：“斗争归斗争，人归人。如果我们任由这种事发生，别说我们是**人，我们还是人吗？”

伯古：“你这完全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作怪。决定谁留下，要权衡身体、职务和平时表现，还要考虑到能否在将来发挥作用，不可能只考虑名气和历史。否则这工作还有办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