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两条：一是中国革命看起来迟迟都不能成功，武汉首义之后又是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什么的，所以对于革命成功的苏俄，这些革命者当然是当师傅、甚至是当导师来崇拜的，这是人之常情。二是列宁发表了废除沙俄时代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广大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平等相处的宣言，这当然对于深受第国主义欺负的中国来说，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消息。中山先生提出联俄，出发点就是这一点。

但后来情况就越来越糟。一是列宁发出这个宣言之后并没有后续动作，因为他很快就死了，也不知道他说这些话是真心的还是一种宣传手段，总之斯大林并没有根据列宁的话就把占了中国的那些地方还回来。不但如此，双方很快因为共产国际支持**而发生了很大矛盾。因为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是一种集中制，就是各国**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于这些支部，管理方式完全是命令式的，叫“训令”。“训令”什么意思，想一想“训话”是什么您就明白了。

实际上国民党攻击**是赤色苏俄的帮凶，一方面是一种恶意歪曲，另一方面他们确实是完全搞不明白什么是国际主义。按照**的理论，将来国家是要消亡的。所以国籍不重要，重要的是阶级，所以《**宣言》扉页上就有一句话，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这一点在实践中，就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长期担任苏俄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他并不是一个俄罗斯人，他是格鲁吉亚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是一个保加利亚人。勃列日涅夫也不是俄罗斯人，而是一个乌克兰人。

这种情况并不是从苏俄开始的，实际上早在巴黎公社的时候，公社的很多领导人就不是法国人。这种**特有的国际主义色彩，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鲜明特色。为什么欧仁鲍狄埃要创作一首《国际歌》，后来在全世界都成为**者的标签，因为那个时代所有的**者都相信，将来国家就没有了，关键你是什么阶级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可以这么说，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思想仍然很流行。红卫兵起码有好几千人都牺牲在缅共游击队对反动政府军的作战中，你不能用现在的概念说这些人很傻。因为这是一种时代思潮，那个年代巴黎的红卫兵们人手一本《茅主席语录》；美国的红卫兵甚至筑起街垒和警察与国民警卫队作战。

当然，因为这是一种在革命者中间相当广泛的思潮，所以茅则冬当时的很多主张就不为大家所理解，反而支持王名的人很多。这一点你不能用现在事后诸葛亮式的思维来评判当时的事情，因为当时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非常多，谁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人们才发现，这国家根本就不可能消亡。当时都是想，确实国家是很多麻烦的根源，如果没了国家大家都是兄弟友爱的人类，那该多好啊！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空想，可你不能嘲笑那些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是真诚的。

可是这种国际主义是国民党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的。更糟糕的是，斯大林的很多做法明显是愚弄这些国际主义战士。他做什么事都是围绕着苏俄的利益，却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子让大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斯大林的这种实际操作方法一方面使**内的一部分人（比如茅则冬）越来越反感，同样的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国民党右派也越来越反对苏俄。江结時就认为苏俄是最坏的第国主义，比日本第国主义还要坏。所以对于接受共产国际训令的**他一定要赶尽杀绝。

说到底那时候就缺一个穿越者，从现在穿回去把后世的一切原原本本的讲给他们听，只要他们能信，很可能这些矛盾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没有了。因为大部分事情都起源于对后面的事情看不清，所以才会出来这个主义那个思想。那个时代的人和现在还不一样，又特别较真，所以大家才要为很多我们现在觉得很有些可笑的事情斗个你死我活。

为什么中山先生除了联俄还要联共呢？这就是我前面打的革命者年龄的比方，所指的意思。因为中山先生发现，国民党虽然身体上很年轻，但思想上已经衰老了。实际上中山先生认为，国民党已经不能承担国民革命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了。

如果要是拿一个人来比方的话，国民党可以说有点出生时发育不良、少年時摄入营养成分过杂、青年以后又有点未老先衰。

为什么说发育不良呢？从组织源流上来讲国民党脱胎于同盟会，但另外一个很大的革命组织光复会从很多方面来说，还要强于同盟会，比如他们一直坚持的运动新军最后就结出了武昌首义的硕果。但光复会在陶成章被暗杀后逐渐式微，后来被同盟会吞掉成为后来的国民党的共同前身。现在从各方面的史料来看，江结時杀死陶成章，即使不是中山先生指使的，起码也是他默认和乐观其成的。

而直接缔造国民党的宋教仁先生，他在上海车站被刺，现在发现的种种疑点也不完全是指向袁世凯的，反而对中山先生更加不利。我说这些不是想为历史翻案，而是想说一件事，国民党的发育不良主要责任并不在江结時，而是在中山先生本人身上。

这个发育不良主要是两点：一是机会主义；二是组织混乱。

机会主义是指中山先生但求成功，往往既不深思熟虑、也有些不择手段。比如就拿后来的满洲国来说，其实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