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股票市场也是如此，西方人重视行业标准，行业准则很完善。行业准入制度很宽松，但是同样你进去容易在里面生存却很难。你进入了你就必须遵守规则，严格按照行业规则做事。否则后果自负。西方人没有道德观念，只有规则意识，不需要自觉自律，只需要看准规则制度，严格遵守就可以了。简单明了，一针见血。

中国人处处讲道德，讲自觉自律，可是行业标准不清晰，不明确，你入了行走十里你也看不清楚哪里是红线，哪里是斑马线，哪里可走哪里不可以走。

如中国公务员制度，中国人要想成为公务员必须充分理解什么是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必须先上大学，大学毕业还要参加科举考试，进去很难，但是只要你能进去，那你可就是人上人了，官场的路宽阔无边，你可尽情驰骋，信马由缰。

中国人要想成为当官的人很难，但是只要你入了官行，里面的空间就大了。中国的官僚制度自古以来就很宽泛，很模糊，很笼统，缺乏行业严肃性。在中国当官是最幸福的事情，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就是中国官场的写照。所以中国的官僚很容易**，这种现象并不是他们自己愿意去做的，只是因为你没有明确的红线，或有红线但是红线设置的很宽泛，很模糊，很笼统，不清晰，让走在里面的人找不到一个规则，不知道哪条道该走，哪条道不该走，结果是不该走的人看到别人走也会跟着走，该走不该走的都走，大家都一条道上走，也就谁也不说谁了。

相反，西方的公务员入门制度很宽泛，但是只要你进去，里面的条条框框可不是罗马的大马路，你想咋走就咋走。里面有清晰的规则，严肃的制度，可以让一个原本贪婪的人也不敢逾越雷池一步。所以在西方国家当公务员并不是美差，很多持自由思想的人反而不去竞争公务员岗位，**的公务员也比中国少得多。

在中国当官不发财，等于不会当官，说明你没有利用好当官的资源，在中国当官不单纯靠能力，作为。在中国当官人脉资源很重要，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有做官的人就等于在他家后院开了一扇官府之门，这门是为他们家开的。

在中国买辆大货车想挣钱就必须超载，不超载累死人也挣不到钱，原因很简单，与中国的路政制度有关。中国的路政制度建设的很狭义，就是专门治理路政乱象的。但是制度设置却很宽泛，缺乏足够的严肃性，行业规则也很模糊，很笼统，不清晰，制度设计外狭内宽，给人感觉有可过可不过的余地。所以超载车辆超一点也是超，超多也是超，超载可以罚款了事，罚款又没有具体限额，所以可罚也是罚，不可罚也是罚，到货车司机这里只有一个办法，认罚，认超。

所以在中国只要有一种制度出台，总让人感觉这制度不是为违法者设计的，而是为官员搞**设计的。因为这个制度设计的很宽泛，伸缩性很强，很大。这制度设计告诉你，你可以能过去，也可以不能过去。过去与过不去之间的界限很大，伸缩性很强，只要你愿意通融，你就可以过去，你如果选择不通融，那么你就站在原地好了。看到别人过去了，你不要着急，想过这道门槛，拿钱来。

所以中国人常说只要是花钱能办到的事，就不是难事。

这一切的一切都与文化思想有关，与哲学原理有关。

中国人的思想根基就建立在定义很明确，清晰，但是内部却很宽泛，很模糊，行业准则很单调，很笼统，缺乏行业严肃性，讲究道德规范，却不讲行业规则之上了。

西方人的警察制度也是如此，在西方执法部门很单一，就警察可以执法，定义很单一。但是，西方的警察职责却很宽泛，大到保卫国家，小到拉屎尿尿都归警察管。

而中国恰恰相反，行业分类很细，外狭内宽。中国的执法部门很多也很细，细到各个部门都有执法单位。如公路，公路也分很多家执法部门，如公路警察归公安局管，路政警察归交通局管。城镇交通又归城管与警察交叉管理。在城镇中你可以看到警察看着红绿灯路口，城管看着进城出入口，各司其责，各尽其能。其实就是一个职责管理道路，但在中国却分的很细，各管一段。

究其原因还是中国人的哲学原理有问题，如何调整与改变这种根源思想，就看政治家们的智慧了。

真要想从思想根处根除这种思想本源，还真不是一代两代人可以彻底改变的。

这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人文化思想截然不同造成的结果。这也是西方人见面直白地说天气暗晴，中国人见面含蓄地问吃饭了没有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