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曾经有过法治思想，但终因其思想源头来源于《易经》，而先天缺失有“神”思想，先天缺失人类本应该有的“自我”意识，导致法家思想无法形成一种完善的思想方法，最终于秦未结束其上层建筑的政治进程，后虽有很多法家们努力争取再次得到社会的认可，但终因理论基础不完善而无法重新回到上层建筑中去。如王莽维新，王安石变法等等，都没有进行到底，原因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政治体制下，人如机械，将人与物性同等看待，忽略人性存在，这种法制建设必然缺失合理的人性化设计，将人与物同等对待，过分强调集权意志，这样设置出来的法律法规必然存在机械式管理体制，难以达到科学合理的程度，起到顺应人意，让人人适宜的作用。

西方人的法制意识之所以强烈，就在于西方人的哲学体系是完善的，西方人认同人人头上有神灵，认同灵魂与精神是支配人的意识，反省人类自身的意识缺陷，认同人与自然存在先天不足，存在先天缺陷，所以西方人从小接受的教育里就有自我反省，自幼乐于接受法律法规的规制，乐于规范自我行为，这与西方人从小接受事物缺陷论有关。

但是，应该看到哲学思想对战争的理解是主动性的，与攻击性的。黑格尔就这样论述战争的价值，他认为战争是一种人为的规则性价值取向，“战争有更崇高的意义，通过战争，各国人民的lún_lǐ健康就在他们对各种有限规定的固定化的冷淡上保全下来”。同时他认为理性的和平只会僵化人性的发展，将人封闭在一种模式之下，而无法递进文明的脚步。其实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康德，他们的思想都来源于希腊文明的根基之处，即改造自然的心理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