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向提高家庭习惯的标准和保证家庭安全迈出的第一步”。他们对那些试图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和应该如何来组织家庭的中产阶级表示了愤怒。他们要求自己来掌握家庭和生活，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煤矿主的妻子可以待在家里，那他们的妻子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矿工们强调，他们的妻子在地面上的时候都很正派，并攻击那些继续非法雇用妇女的煤矿主。他们还有一个有力的机构——1842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矿工协会成立了，而在成立之前三天，它就已经开始为18岁以下的妇女工作了。就像《矿工倡议》中所说的那样，工会坚决反对雇用女x。它所寻求的是控制矿工的劳动时间和得到尽可能高的工资，妇女工作会直接威胁到这个事业，因为这会使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出于自身的原因，在煤矿工作的男子希望能供养家中的妻子。那些不能公开说话的妇女则没有对此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她们痛恨工作条件，但她们也同样需要钱，可是人们听不到她们的声音。19世纪40年代的一份主要公立报纸称，国家、中产阶级慈善家以及男工们都宣扬男子是合法的工人，而妇女天生是妻子和母亲。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5）

在1820年，乔治四世认识到英国中产阶级重视家庭的神圣和家庭价值观。但贵族和绅士们是否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对两x差异看法的支配地位？劳伦斯？斯通和鲁道夫？特朗巴克都认为在18世纪拥有土地的阶级中，存在着向新的家庭生活观念转变的趋势。斯通相信这种新观念是资产阶级商业和财政界的精英们提出的。新一代的上流社会被《目击者》这样的杂志所赞颂，这种上流社会与对两x的重新分类联系在一起。随后，这一说法被福音派教友继承，并加以重新利用和更详尽的阐述。19世纪初中产阶级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增长由于被贵族和绅士们接受而得以进一步反映出来。就像科奥诺？达维多夫所证明的，“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被转嫁到绅士和贵族的准则之上以扩大‘上流社会’的概念。”

或者，就像马克？吉伦纳德所说的，到19世纪中叶，上层阶级与中上层阶级已经非常接近了，两者之间的社会差异r益缩小了。“上层阶级调整了自身的形象以接受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他们变得更严肃、更虔诚，也更加热爱家庭和更有责任心。”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产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好逸恶劳、腐化和不道德行为的批评达到了最高峰；然后随着贵族和绅士们更加关心家庭价值而有所减少。他们建立了吉伦纳德所说的“精神家庭”。这种家庭的中心就是幸福和受庇护的家庭生活，其中包括家庭祈祷、守安息r和规律化的家务活动。被市场和公众世界排除在外的妇女通过道德规范体系来管理这个私人世界。她们是领导人，也是看门人；她们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这种管理的原则是个人知名度：不知名的不可能被接受。在富人家庭中，社会生活变得更加排外和更加私人化。家庭和家族在控制社会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产阶级的私人住所在独立的社会领域有着不同的情况。

贵族和绅士对更多隐私和更加独立的兴趣是通过建筑物和对家的改造表现出来的。在中产阶级的别墅中，仆人们都住在楼上；在农村，可以用独立的楼梯让他们完全处于视线之外。仆人居住区更是精心设计，不同x别分开居住，而且每个房间只住一到两个人。孩子们被特别安排在靠近父母的地方；在伦敦每家都有保育室。许多房子有独立的厢房，那里是父母的卧室、保育室和会客室。单身汉的卧室通常不和女士们的卧室在同一条走廊上，有时甚至在不同的厢房里。吸烟室肯定是只为男子们准备的；而晨练室主要供女士们使用。整个房子被分成绅士和女士的不同区域，而大厅是他们会面的场所；花园是两x会面的又一个理想场所。19世纪30年代能住上埃格巴斯通别墅的朴素抱负已经变成了：地主阶级拥有雄伟的哥特式建筑的梦想。

在1820年，卡罗琳王后被认为是无辜的。就在同一年，伯明翰的珠宝商詹姆斯？勒克科克和他的妻子及一双儿女搬到了埃格巴斯通。在那里，他从卡尔索普手里买了一块地，然后自己盖了一座小房子。他按自己的梦想来建这个家，它“小而舒适”而且“规模和花费都被控制在中等的范围内”。他把土地分成两块，然后把另一座房子当作投资给租了出去。在他自己的住所，有他想要的所有东西。他亲自来设计房子和花园，那里风景如画，独立的设计，十分迷人；方向是朝南的斜坡；土层很厚，而且十分肥沃；整个农场很快就变得非常美丽和完美。在花园中，他种上了七叶树和花杆火。除了种蔬菜之外，他还挑选了黄花九轮草、毛地黄、雪花莲和百合。这象征着他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因为在这个时期，君竹和康乃馨等花是与手艺人联系在一起的，而大丽菊则过分俗艳且价格昂贵。勒克科克的花园里用刻有家庭和谐的文字的瓮来作装饰，花园深处的水渠被掩藏在树篱下，看上去像是一条小河。在科姆格洛夫，他认识了极端的幸福，他对退休和远离欺骗非常满意，“我有幸拥有了这样一个天堂。”

在那里，勒克科克继续着他的时光。他做园艺、写书、会见朋友，为伯明翰一位论派组织修建一座主r学校的校舍，参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