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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既然贼乱已经平息，又，又何以至亡国呢？”

其实，秦晋说这话乃是根据他那一世的史实记载，藩镇割据将好好端端一个唐朝折腾的死去活来，但若说定乱之后就有亡国之危也有些过于危言耸听了。毕竟按照记载中的历史进程，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仍旧苟延残喘了一百五十年。而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对于某些王朝而言，已经相当于它们由始至终的整个进程了。只是在秦晋看来，如此一个大权旁落，又几度被异族攻陷长安的唐朝，已经生不如死。

“陛下以定乱为由，大封节度使于各地，便宜处置各地军政财权，将来如何收权，所设置的节度使，哪些需要裁撤，哪些必须保留，须裁撤者如何裁撤……诸如此类问题，不知陛下可有定策？”

“这……”

李亨一时语塞，在他看来，节度使乃是持节的使臣，权力均来自于天子，一旦完成了使命，一纸诏命将其召回便是，又哪里需要什么未雨绸缪呢？可从秦晋的话语中，李亨又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那就是这些节度使封出去容易，再想收回来则未必能够如愿了！

思忖了一阵，李亨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支点。

“朕相信，年余以来，陆续分赴各地的节度使都是忠心之臣，断不会辜负于朕，若以大夫之揣度而用人行事，朕岂非被束缚住了手脚吗？”

闻言，秦晋叹了口气。

关于安史之乱所引发的藩镇割据，秦晋曾不止一次的研究过其中的根由，最终所得出的结论却是令人沮丧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也绝非某一种原因而导致，从制度、经济、乃至兵制等各方面都能够找到站得住脚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在大乱之后，若想完全避免藩镇割据的局面，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致乱的原因虽多，但也不是完全缕不清头绪。

这事首先得从土地说起，唐朝经过李隆基统治近半个世纪，社会已经高度繁荣，而这种繁荣也必然付出相应代价，其中影响最为深远和严重的就是土地兼并。要知道唐朝的立国之本是均田制，一旦土地高度集中在权贵大族手中，必然就会有大批的良民丧失土地，而成为依附于土地所有者的佃农。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均田制跟着土崩瓦解。如此一来，和均田制互为表里的府兵制也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唐朝前期，府兵是主要的军事力量，由均田制的受惠者，也就是世受永业田的良家子作为主要兵源。然而，均田制瓦解，使得拥有土地的良民越来越少，各地的折冲府无法征发到足够的兵额。久而久之，府兵制也随之难以为继，变得行将就木。

可唐朝的疆域太过辽阔，从西域到大海有着漫长的边疆线，契丹人、大食人，吐蕃人都是唐朝年年征伐的对象，尤其是近在咫尺的契丹人，对于这个近几十年崛起的强大凶悍部族，每每都必须以重兵围剿。

可府兵又没有足够的兵员来支撑这些战事，于是就转而以就地募兵代替府兵。沿着唐朝的各个边镇重地设置节度使来代替以往的行军道大总管，节制提调这些就地募集的边军。与此同时，又为了使边军发挥最佳的战斗力，军粮补给也改为就地截留地方的租庸调。所以，节度使往往又兼任一道乃至数道的制置使，架空了各地的郡太守，成为地方上最为实权的大吏。

如此一来，原本完善的府兵制就此名存实亡。当年的府兵一旦没有战事就会将归于朝，兵散于野，而改行募兵的边军则为常备军，一旦节度使任职期限过长，就难免会形成兵将只知主帅而不知有朝廷的危险局面。

就拿安禄山来做例子，为范阳节度使近十年，同时又兼任河东、卢龙节度使，也就是说整个黄河以北的所有土地兵员均在其职权掌控之内，唐朝边军半数以上的精锐都在其麾下。如此重权在手，就算普通人恐怕也很难不产生异心吧。

李隆基在这一套制度失衡的泛滥与蔓延中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于自负使得他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朝堂之上，而没有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制约地方上日渐失衡的权力格局。如果他能早一日发现问题，对这种失衡做出一定的调整，唐朝也未必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对于时下许多大臣把安禄山的造反归结于杨国忠的过分逼迫，秦晋是不屑一顾的。就算安禄山现在不反，将来也早晚必反，因为在一个权力制约失衡的体系内，他掌握着唐朝近半的精锐兵力，不反才是反常。

当秦晋把这一套想法和盘托出时，李亨一时间竟有些发蒙。他虽然贵为天子，但在做太子时一直遭受打压，很少有处理政务的机会，因而在具体政务上他也算是个新丁，而唐朝现行体制的各种弊端自然也就没有明晰的印象，一切都是朦胧模糊的感觉。

在秦晋几番细致耐心的解释下，李亨才有如遭重击之感，他忽然发现，自己此前所有的努力似乎都用错了方向。自打继位以来，他废寝忘食，不厌其烦的处置着所有力所能及的政务，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然则，朝廷内外的局面似乎并未因为他的勤政而有所改变，压力和不解也就随之日渐积累。李亨常常会产生力有不逮的感觉，而更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有如夜行的路人，难辨前面的方向。

而今听了秦晋的分析，李亨大有豁然开朗之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