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镜予似笑非笑：“你不是记不起来，是不愿想。”

我耸肩道：“四年前的记忆对我来说不算美好，我能记得的都是些无休无止的争吵。”

这话戳到她的痛处，她对我服了软，敛下眼去看杯中的茶，过了一阵突然开口：“虽然我不后悔我的决定，但我还是应该跟你道歉的，对不起，我那时候太年轻，性子烈，脾气也不好，你怪我也是应该的。”

我定定地盯着看她几秒，心想你说我怪你是应该的，却不知我从来都狠不下心来。

我轻声说：“我那时候跟你说，我可以为了你回国，你记得你是怎么回答的吗？”

陈镜予被我问得愣住，也不知是猝不及防，还是已经忘了她的回答。我笑笑，说：“你说，‘陆安，你回国不是因为我，你是为了救你的国家’。”

陈镜予大致是记起来她从前的凉薄了，张口要解释，我挥挥手，“我没有怪你，其实你是对的。”

中午饭她没跟我一起吃，实际上我连她是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之后的时间里，我基本埋首于电台和密电之中。

若说我在回国后最大的收获，那大抵便是我终于明白了陈镜予当年的那句“回来是为了救国”。

民国二十八年年初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在长沙重组完毕后，我跟陈镜予便直接调去总部。陈镜予是去了参谋部，这下子可真真成了高衙内。

她的顶头上司是吴逸志，中将参谋长，从德国留洋回来，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给薛岳当参谋长。

夏至一过后，日子渐渐长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德国待的时间长了，连爱好都染上了德国人的习惯，吴逸志找了个夏至后的日子，在军部操场上开篝火晚会。

不过说是篝火晚会，其实不过是他体恤士兵，想让我们在命运尚未到来前，留下人生中可能是最后一次美好回忆罢了，毕竟我们都明白，其实我们中有很多人，是活不到战争结束的。

第九战区有很多军官都是留洋回来的，我也是直到那天才知道，小霍也是留洋大军中的一员，学历还不低，莫斯科大学毕业，在苏联形成了高加索战斗民族的性格，要不是国内战事吃紧，他现在还在苏联念书、娶妻、生子。回国后就当了兵，被陈家送去伏龙芝受训，做陈镜予的副官倒是屈才了。

苏联人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今晚的第一个表演者就是小霍，他在我惊讶的眼神中笑了笑，露一口大白牙出来，接着跑到篝火前，清了清嗓子向人群中使了眼色，立马就有手风琴奏出苏联民歌的前奏，篝火前的士兵们安静下来，一时间操场上只剩下他干净的嗓音，唱着异国的歌。

我寻了个离人群不远的地方坐下，想起曾经在剑桥的校园里，也有那么一个一个人用同一种语言，在康河的小船上、在国王学院的公共休息室里、还有在我的毕业典礼上，无数次地都唱起这首歌曲。

他是教我高等几何的老师，在数学上造诣颇高，为人也很好。我刚进剑桥时偏科严重，一年级的高等几何几乎逢考必挂。这要是换做其他老师，肯定就不管我任我堕落去了，但他没有。我上二年级时数学系重新分配导师，他带一个博士生，三个硕士生，两个本科生，其中就有我。我那年的高等几何依旧很差，成绩几乎吊车尾，其他的硕士生都劝我转系，但他没有。他曾对我说，我其实有很高的数学天赋，他说他在我身上看见了我对数学的热爱。

我上三年级时总成绩已在整个国王学院中名列前茅，他带的那位博士生学长约我出来庆祝，学长喝多了，拉着我对我说:“你是他的希望。”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直到战争爆发。

我准备回国的那天，导师约我和其他几个学生去学院旁的小酒馆为我饯行。那天导师喝了很多酒，然后又轻声哼起了那首歌。我就坐在他旁边，听得很清楚。

我至今都记得那首民歌的调子，而现在小霍就站在篝火前，用他口音并不太重的俄语唱那首歌。

我感觉眼眶有些湿润，想偷偷抹掉眼泪，一转头才发现不知何时，陈镜予坐在我旁边。她没有回头，保持着目视前方的姿势，往我手里塞了一块手帕。

待我擦干净眼睛后，陈镜予问我：“怎么不坐去篝火旁边？”

我答她道：“篝火前都是士兵们，我去恐怕他们不能尽兴。”

“照你这么说，我坐在你身边，你也不能尽兴咯？”

陈镜予那天在办公室跟我尴尬而散后，我们因为太忙，几乎都没有交流。现在陈镜予坐在我身边，其实就有主动的意味，我听她那句像是揶揄，便半推半就顺着她的话：“我还没同意你能坐我身边呢。”

她果然忍俊不禁地轻笑起来：“好吧，尊敬的女士，请问我有这个荣幸坐在您身边，与您共享这星光晚会吗？”

我颔首故作矜持：“当然。”

说完就被陈镜予拍一下脑袋，是她典型的无奈语气：我说你，在英国这么多年没学好数学，他们的拿腔拿调到学个精。”

“拿腔拿调的不该是你吗，还有，我现在数学很好的！”

陈镜予见我态度算好，便明白我和她之间是没有隔阂的。她收了玩闹，专心去听小霍的歌，听着听着，她问我：“这首歌以前教授也唱过。”她在还未退学去德国军校前，高等代数和我是同一位导师，“他后来还唱它吗？”

“一直到我回国前。”

陈镜予回头